时政新闻眼丨第四次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习近平这样回答“时代之问”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第40条第(三)项将该法中的中小学教师的含义解释为：是指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普通中小学、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

国家当然是改善环境的最主要责任主体。(二) 有效沟通 1. 公法与私法沟通 公法和私法的合流是20世纪以来法律体系发展的主要表现。

41 参见宫文祥:《中国环境法制战略突破口的另向思考---一个学术对话的尝试》, 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23 参见秦鹏、杜辉:《环境义务规范论》,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5页。既包括直接意义上的规范依据, 如现行宪法序言相关内容以及第9条、第26条、第89条, 也包括间接意义上的规范依据, 如现行宪法第33条、第38条等。因此, 除了国家和公民这两大传统的宪法关系主体, 组织在现代宪法中也被赋予重要的权利和义务内容。1. 法律理念 适宜的环境是现代社会维持人的体面生活的基本要素。

32 蔡守秋:《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 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总之, 宪法此处规定以禁止性规范的形式意在从消极防御的角度, 对自然资源予以纠偏式保障 (四) 权利义务性规范 现行宪法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公民的环境权利和义务。比例性原则或是狭义比例原则是谓一个措施，虽然是达成目的所必要的，但是，不可以予人民过度之负担。

可见，禁止有偿补课就意味着在职教师获得其所在学校所支付的薪水之外的报酬的一条重要途径被公权力机关切断了。不过，须注意的一点是，此处所言的侵犯，并非意指真正的侵害，因为侵害，须在不具有违宪阻却事由的前提下才能构成。而据权威释义，劳动的权利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权从社会获得有保障的工作，并且享有按其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所得的权利。[7]《规定》《办法》并不是规章，而属于规范性文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7条所称之行政规定。

所谓三阶模式，是指违宪审查机关在审查某部法律或某项行为的合宪性时一般依循如下三个步骤：1.首先分析这一个具体案件中究竟涉及何种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是什么，具体个案中的个人行为是否落入该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3条第1款、第2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规制措施将影响规制对象所享有的何种宪法利益、影响的程度如何亦会对明确性审查标准的确定产生重要影响。{1}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J].法学家，2008(1). {2}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51. {3}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M].林来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中国宪法精释[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171. {5}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10. {6}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44-345. {7}伯阳.德国公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焦新.别踩红线，否则后果很严重[N].中国教育报，2015-07-07(3). {9}乔晓阳.立法法讲话[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239. {10}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1}张建军.刑法明确性原则概念辨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2). {12}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书记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四)[M].1993：79. {13}翁岳生.行政法(上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92. {14}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增订新版·上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16-417. {15}魏梦佳，潘旭.禁令下的有偿补课有点热[N].团结报，2015-07-25(4). {16}徐晓兵.杜绝有偿补课需要明确法律界限[N].兰州日报，2015-03-04(5). 作者简介：饶龙飞，法学博士，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根据明显性审查的要求，限制职业执行自由的措施，只要与公共利益有合乎本质与合理的衡量即为足够。其次，在职教师的待遇应该使其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使绝大多数在职教师能够抵御住有偿补课所带来的高回报的诱惑。

{15}对于国人而言，中国基础教育(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高中教育)是应试教育业已成为一项教育常识和生活常识，无须再用事实去加以证明。有学者认为，产生有偿补课这颗恶果的土壤就是应试教育。并且，在这些目的中，不仅有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积极目的，而且内含了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坚决纠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行风问题这样的消极目的。对于违反此三条红线的在职教师，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相应的行政处分。

只不过，正当程序的内容须结合权力行为的性质、效果等在个案中具体确定。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根据美国学者塔思曼和坦布鲁克两位教授的见解，合理的(立法)归类就是包括所有处境类似的人，而不包括处境不同的人。尽管在宽松审查基准之下，有偿补课禁令能通过明确性和比例原则的审查，但由于缺乏上位法的规定及明确授权，教育部、部分省级人大常委会是无权以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颁布有偿补课禁令的。

文章来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然为学者所肯认的事实是，教师收入不高是导致有偿补课难禁的原因之一。如在对刑法规范是否明确的判断方面：从域外的相关学说和法院判例来看，在判断某一刑法规范是否明确的问题上所秉持的标准大同小异，基本一致，即刑法明确性的判断基准是具有正常知识的一般民众而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判断的尺度是该规范具有理解可能性和预测可能性。参见余雅风：《禁止有偿补课合法合理》，《中国教育报》2015年7月7日第008版。由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展开富有实效性的宪法监督，因此，目前我们只能参考和借鉴违宪审查活动开展较好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与方法。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5年修正，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第4章教师共计6个条文也未明确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但是，上述《宪法》条款亦非常明确地指出，教育部除了必须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而且还必须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作出行政行为。

教育部在制定、出台《规定》《办法》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制定、颁布义务教育条例时是否经过正当程序呢？从《宪法》规定上来讲，《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教育部行使行政权和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所须遵循的程序。情节严重或者逾期未改正的，依法给予处分或者解聘。

其中，财产权与劳动权乃属于经济、社会权利，且有偿补课禁令对这两项权利的影响程度较轻，因为其并未侵犯到在职教师的基本生存权益(在职教师有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教育市场中买方需求的强烈度决定了有偿补课禁令的有效性及其程度。

尽管因在线辅导乃新生事物未被明确列入以上规定之中，却可归属于该规定所禁止的在校外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兼职从事学科类教学、文化补习并从中获取报酬之列。{14}据此，有偿补课禁令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就必须做到：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有助于实现该禁令所要实现的立法目的，且是在众多同样有效的手段中对在职教师合法权益影响最小的措施。{13}德国学者毛雷尔教授亦言道：某一个事务对于共同体或者公民越重要，对立法机关的要求就越高。高校法学教师在已经拥有一份工作的前提下，还可依法从事兼职律师工作，这足以说明有偿补课禁令需要有更为强有力的理由来对其涉嫌侵犯在职教师劳动权进行正当化。

参见徐晓兵：《杜绝有偿补课需要明确法律界限》，《兰州日报》2015年3月4日第005版。按照伯阳先生的观点，此处的侵犯，实指受《宪法》权利保护的行为因国家行为的存在而增加难度或不能实现。

公务员的这项纪律能否适用于在职教师呢？非常显明的是，不能适用。进入专题： 有偿补课 合宪性 中小学教师 。

[16]因此，无论是教育部还是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有偿补课禁令时都遵循了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要求(即公开、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在程序上并未抵触宪法。买方是否存在也许是教育部门所无法决定的，但卖方即在职教师却是其能够掌控的。

然正如正文所论，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仅是要求教师自觉抵制有偿家教，而非不得从事有偿补课，因此，《办法》对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设定法律责任就缺乏相应的行为模式依据。一般而言，法律规范明确性审查标准的确定受到如下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规制对象。一般而言，财产权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具有一定物质内容并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利。并且，在国家放宽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时代背景下，是否允许在职中小学教师兼职兼薪或在禁止兼职兼薪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在职中小学教师的各类待遇，值得政策、法规制定者审慎思考和研究。

退一步而言，即使我们将教师视为教育公务员，但也只有公立学校教师才可以视为教育公务员，民办学校教师不可能成为教育公务员。但是，《义务教育法》等上位法并未对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事项或与之相关的兼职事项作出任何规制。

根据2008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五项的规定，自觉抵制有偿家教是为人师表的一项基本要求。教育部在制定、出台《办法》之前，于2013年11月29日通过教育部官网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年)的规定，行政权的行使应遵循程序正当这一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而程序正当具体包含了行政公开、听取意见、保障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等程序性权利和回避等四项具体要求于此，我们可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58年判决的药店案予以佐证。